二、规划实践：

改革开放时期的粗线条规划

  INTERVIEW

 访问者 

您到了云南以后做过的这么多项目里面，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？

当时在云南省规划界形成了基本共识，一些底线保护的东西不要去碰，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。不过，真正让丽江古城完整保留下来的原因有三：一是当时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，这是古城的自我保护；二是朱良文老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当时的领导也很有前瞻性。80年代人大政府曾计划改造古城两条街，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街穿过古城，当时刚好朱良文老师带学生实习看到了，写了封信给和志强省长，东大街拆除改造才停下来，才算把古城完整保留下来了；三是当地百姓对古城的深厚感情，他们自发地珍惜和保护着这片文化遗产。

到了85、86年，我们开始正式做丽江的保护规划，对民居、建筑等进行详细的调研和记录。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对古城保护有了概念。这一整个过程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没到这一阶段，图纸就是墙上挂挂。说到文化素质，最早我对文化的理解是从陈从周老先生教授中国建筑史开始的，那时候讲到沧浪亭对我触动很大。因为当年考大学的时候，华东大区域的考生都集中在苏州考试，有些安排在苏州一中，我们六个同学分配到一处荒凉、废弃、破旧的老院子住宿。陈从周老先生建筑史课程讲到沧浪亭，才发现其中的一栋配楼正是我考大学时候的住处，荒凉凄凄令人生寒。我们作为高中生，有一些文化的底子，算是知识分子，但看不到残破建筑的文化内涵。我认为真正有文化素质的人，能从破旧、残缺中看到内在珍贵的东西，才能够叫做有文化素质。从那以后，开始提高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，不仅仅是我们学到多少文化知识，而是去理解文化应该是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。我认为对文化的认识和解释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，笼统来说，它涵盖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我们可以从民居中发掘贫困中的创造性。民居给人最大的解释，不是说有多大的精彩在其中，而是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，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存定居的环境。当代，我们的物质条件好的不得了，所谓继承传统，就是要最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条件，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或复制，对文化的理解实际上是对生活的理解。

2012年省规院当时承接了无锡惠山古镇88个祠堂的保护利用规划，这些祠堂战乱后破烂不堪，有的成了棺材寄存处。解放后，分配给穷困户作为公房居住，祠堂内部被隔成小间，祠堂第一进院落由于修路被拆除，导致这些祠堂长期淹没在“城中村”的市井当中。保护，单单凭我们设计单位的力量是不够的。规划编制之初，当地成立了祠堂文化研究会，成员都是一些退休的老人，比如报社主编等一些对历史文化有研究的人们，他们对这个片区的历史和祠堂几十年的变迁清清楚楚，他们让我们在规划中的每一次落笔都有所依据。对一个淹没在“城中村”中看不到祠堂痕迹的历史建筑调查，靠的就是这些“不务正业”却有高文化素质的人群，加上他们的人脉社会网络，这就是一地文化的厚度。

当我们着手规划时，必须深入思考城镇现代化的真正含义。我们的城镇大多有着千百年的历史，那么在未来的一百年中，它们又将如何发展？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观念紧跟未来现代化的步伐。以停车问题为例，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低估了私家车的发展潜力，尽管国外已有公交优先的成熟经验，但我们当时未能预见中国私家车会如此迅速地普及。如今，问题显现，其根源在于我们当时的认识局限性，这一点在领导和各个部门中同样存在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1979年，省委开会讨论拆除东风广场检阅台，修建一栋政府接待宾馆，要听听设计院的意见，要我参加会议。我讲了两点，一是目前的检阅台是文革时期炸掉老的检阅台后新修的，现在又要炸掉新检阅台新修一栋楼，在老百姓当中的社会影响需要考虑。二是这个位置相当于北京天安门的位置，对修什么楼是需要慎重研究的，宾馆是否合适。最后，省委书记决定不修了。

所以在做项目的过程中，不在乎任务多重，只要大家协调好，大家思想碰撞以后，没有太多的磕磕碰碰，目标定清楚，就能很好地处理总规、控规、单体建筑、环境小品、施工现场等等各种问题。讲道理，求道理，合道理，就是规划。